易智言说,桂纶镁和陈柏霖在拍了《蓝色大门》之后,演了很多年的电影都是在骑单车,所有人找他们,就是要骑单车、演高中生。

在新片《行动代号:孙中山》里,两个穷学生为了缴纳班费,决定偷窃学校废弃的孙中山铜像,倒卖换钱,由此引发一场闹剧。

2013年,《蓝色大门》被百余名专家和电影人评选为“影史百大华语电影”,名列第一的是1948年的费穆名作《小城之春》。(摄影/任玉明)

“《蓝色大门》有时候是一种魔咒。”说起自己拍摄于2002年的电影,台湾导演易智言有种复杂的感情。

《蓝色大门》可以说是台湾青春片浪潮的开启者。当年,易智言在台北西门町街头寻演员,相中当时只有19岁的桂纶镁和陈柏霖。《蓝色大门》里朦胧、隐忍、迷离的青春与情感,成为停驻人们心头最悠长清新的电影片段。该片不但入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引发观众共鸣,其涟漪之长,令易智言也深感惊讶——2013年,《蓝色大门》被“台北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的百余名专家和电影人评选为“影史百大华语电影”,名列第一的是1948年的费穆名作《小城之春》。

“人们一讲费穆,就说‘那个拍《小城之春》的导演’。说到我,也是‘那个拍《蓝色大门》的导演’。”易智言笑称,“迟早要摆脱这个魔咒”。

易智言在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担任“亚洲新人奖”评委,可谓恰如其分。他1995年的第一部电影《寂寞芳心俱乐部》就入围了鹿特丹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之后的每一部电影始终关注青少年亚文化,并一如既往地挖掘新人演员。桂纶镁、陈柏霖、张孝全、张书豪等台湾演员,都是经由易智言的作品踏上电影之路。

去年,易智言暌违影坛多年的新作《行动代号:孙中山》依然启用当时仅有14岁新人詹怀云和魏汉鼎,他所关注的依然是青少年在一个变革年代的内心世界。

46岁的易智言还是想用电影这个特殊的工具与年轻一代对话。《行动代号:孙中山》里,两个穷学生为了缴纳班费,决定偷窃学校废弃的孙中山铜像,倒卖换钱,由此引发一场闹剧。剧情看似简单,却有着诸多对台湾社会的暗喻和导演对浮躁时代的隐忧。

“台湾乃至大陆、美国,每个地方都有贫富差距的问题,这样的状况其实是需要改变的。年轻人应该及早发现这个问题,做出改变。别人不会给你权利,一切都要靠自己争取。所以在《行动代号:孙中山》的最后,这群十几岁的高中生有了一些顿悟。”关于“偷窃被废弃的孙中山铜像”,易智言说,他想隐喻的是孙中山那一代年轻人的精神。“一百多年前,青年孙中山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也存有很多疑问,也试图改变外在的环境。”

易智言的影片虽然关于青春,却与社会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与他台湾政治大学的背景有关。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电视电影制作之后,他每拍一部电影都力求做到贴近时代。在拍摄《行动代号:孙中山》之前,他不惜花费八个月时间进行田野调查,了解新一代台湾年轻人所思所想,在这部带着十足幽默感的青春片中,他想传递的绝不仅仅是青春的荒诞与喧闹。

对话易智言:陈柏霖、桂纶镁那一代年轻人身上,更带有历史感

第一财经:从《蓝色大门》、《恋爱地图》、《危险心灵》,到去年的《行动代号:孙中山》,你的影片题材始终在关注青少年?

易智言:其实不是我刻意选择青少年题材,而是青少年的题材选择了我。到今年,我的导演生涯正好20年,当初入行的时候,其实我什么样的题目都拍,什么样的角色都写。但外界发现我做青少年的东西比较传神,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广告,都有大量的拍摄需求。

无形中,我拍青少年的题材越来越多。(包括)遇到的人、做田野调查的人,也大部分是年轻人。逐渐地我好像就变成某一种青少年的代言人。

第一财经:拍《行动代号》之前,你对台湾青少年做了八个月的田野调查,这一代年轻人有什么样的特质?

易智言:每一代年轻人本质上都差不多。处在十几岁的年轻人,对未来该何去何从,多少会有一些惶恐、期待和想象。青少年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是脱离父母,然后逐渐发现自己,是一个建立自主人格的时间点。这些东西是相同的。

可是因为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氛围、状况,又会有稍许的差别。比如我在拍《行动代号:孙中山》这一代的年轻人,跟我拍《蓝色大门》时陈柏霖、桂纶镁那时候的年轻人有很大差别。现在十几岁的高中生相对更自由,没有包袱,可以海阔天空,相对比较懒散。这一代年轻人比不上陈柏霖、桂纶镁那一代,他们那一代的年轻人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相对的压力很大,有很多包袱。

第一财经:他们身上更带有一点历史感?

易智言:对,他们会觉得,在做自己之前,还是会考虑家人,考虑自己是社会的一份子。现在的年轻人首先想到的,都是我自己,我要怎样就怎样,相对地没有这些牵牵扯扯的关系和想法,比较容易没有目标。

第一财经:《蓝色大门》是一个青涩、压抑又迷茫青春,但在《行动代号:孙中山》里,你好像颠覆了过去,加入很多幽默的笑声。这是不是你对两代年轻人观察之后,影片风格的改变?

易智言:我想都有。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人物。更重要的可能是不同的社会氛围,台湾这一代年轻人,连台湾的地位和定位到底是什么,都是一片问号和惊叹号,他们会对很多事情都搞不清楚,没有答案,因此比较容易有荒谬感和自嘲,因为无奈而荒谬。在过去,无论是我年轻的时候,还是桂纶镁、陈柏霖他们年轻的时候,这种感觉相对是比较少的。

第一财经:你的每一部电影都坚持寻找“素人演员”,直接在台北西门町寻找演员。当年你第一次看到桂纶镁和陈柏霖的时候,他们什么样的特质打动了你?

易智言:桂纶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干净,从外表到内在都特别干净,非常白,白到有点面无血色的感觉,是一个干干净净、不惹尘埃的女孩子。她的成长过程受到学校、父母的保护,家庭教育很好,所以单纯到天真。她在西门町遇见我们的工作人员,当时一个16岁的女孩直接把照片跟电话留了下来,那种单纯、那种对人的信任,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所以桂纶镁给我第一印象,从具象到抽象,从外在到内心,都是非常干净的。

陈柏霖小时候非常害羞,我第一次跟他面试、做访问的时候,他碰到不会回答的问题,就笑,就躲,躲到台子下去,非常害羞。现在大家叫他“暖男”,我觉得害羞跟温暖是相通的,都是把自己放在后面,这十几年,他其实一以贯之的都是这个感觉。

第一财经:桂纶镁从这部电影走出去之后,也成为了金马影后,但你们始终没有再合作,有点可惜。

易智言:其实是没有适合的题目。如果现在要拍陈柏霖、桂纶镁,这些角色应该是要三十来岁,我总不会再叫他们去扮演高中生。我一直有种感觉,冥冥中是会再跟他们合作,只是我没有找到理想的角色。

那么多年,其实我们之间像朋友,又像家人,经历过很多事情,有欢乐也有悲伤。如果你真的要帮家人做一个东西,是很有压力的,必须要好、要真诚。我们讲了好久说要做一部电影,然后我没写出来,这就是没有东西。(笑)

第一财经:《蓝色大门》在你的电影生涯中算是怎么样的一部作品,对两位演员而言呢?

易智言:我觉得都很重要。桂纶镁和陈柏霖在拍了《蓝色大门》之后,演了很多年的电影都是在骑单车,所有人找他们,就是要骑单车、演高中生。好像这十多年来,一直在吃老本。

我们在做《蓝色大门》的时候,其实没有想过会变成什么样,只是喜欢这个故事,喜欢里面的人物,就尽心去做,没有预期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后来《蓝色大门》成为台湾电影中的第一部少年青春片,在这之前没有,之后跟了一大堆。我们拍的电影留下了一些什么东西,不只是台湾,几乎火遍了全世界,在观众心里也留下了印记。

《蓝色大门》之后,我起码接到十几二十部校园青春片的邀请,但我都没有拍。《蓝色大门》形成了自己的位置,相应的也给我们一些包袱和压力,陈柏霖、桂纶镁包括我自己,这部影片之后的路子其实一直有个标签贴在上面。他们过了好久才摆脱骑单车、背书包的日子,我也过了好久才不再接到青春校园爱情片。我常讲,《蓝色大门》有时候会变成一种魔咒,像个鬼魂一样在后面飘来飘去、无法摆脱。

第一财经:你一直在坚持启用“素人演员”,坚持给台湾电影圈更多的新面孔,是为了输送更多新鲜血液,维持一个健康的电影圈生态吗?

易智言: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一直在拍青少年,基本上业界没有这样的演员。我实在看不下去二三十岁的演员还在反串高中生。青少年身上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演不来的,他们有青涩与笨拙,那些非常质朴的东西是演不来的,非要那个年纪。所以基本上我都是为了角色需要,然后去寻找这些所谓的素人,并不是说我一定坚持要用素人。十几岁的演员本身就不多,那种青涩的质感,其实年纪大了,就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