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我的诗篇》的首映,让上海电影节上出现了一个被忽视的群体——工人和工人诗人

陈年喜全家福

乌鸟鸟

邬霞

许立志在深圳富士康工作了3年,是流水线上的一名普工。2014年9月底,写下《我弥留之际》后,24岁的他在一座高楼的17楼窗台远眺了5分钟后跳下。

老井

吉克阿优

6月17日下午,连夜暴雨过后空气闷热而潮湿。正在举行的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纪录电影《我的诗篇》首映结束,一位剪着娃娃头的女孩子眼眶微红,挤过人群,走到坐在第一排的巷道爆破工陈年喜面前。与影片中不时猫着腰在深山埋炸药不同,1970年出生的他身材高大,但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几首诗看得我都流泪了。是真正在用生命写作,那些咖啡馆里写出的深沉,在你面前矫情得不足一提。”听到“粉丝”略显激动的赞许,陈年喜露出一丝腼腆和羞涩。

从北京、郑州、泉州等地赶来的观众不愿离开,现场多次响起掌声。这让纪录片总策划吴晓波很意外——5月初,他在天津举办的工人诗歌朗诵遭到冷遇,两场演出仅售出40张门票。

“长期以来,所谓的精英分子对工人是忽视的,也是有点愧对的,好像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就和机器一样没感情。”吴晓波希望借此唤起社会对工人群体的关注。不过,在第二产业亟待转型升级的时代大潮下,仅凭一部纪录片,是否就能改变他们边缘化的现实?吴晓波两手一摊,“这个疑问其实我也很难解答。”

被剥夺和漠视的群体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制造’的创造者之一。他们被称作‘打工者’、‘农民工’,长期被边缘、剥夺和漠视。然而,诗评人秦晓宇的一篇文章,让我看到了事实的另一面。”吴晓波这样介绍创作初衷。

2013年,第44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举行。当年的诗歌节首次关注中文诗歌,组织者要从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的投稿者中,选择部分作品译成英文发布到网上。评委秦晓宇发现,一首名为《纸上还乡》的诗选票最多。这是一位名叫郭金牛的打工者,在目睹年轻的工友跳楼后,为“富士康十三连跳”的死者写下的悼亡诗篇。

“流水线上背对着我们的工人,他们是有感情、有灵魂的,对这个时代有诉求、有感恩、有愤怒。”看了更多工人创作的诗歌后,秦晓宇被触动了。他发现,3亿多产业工人在创作出巨大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也创作了数量惊人的诗篇。其中的佳作和许多知名诗人的作品相比毫不逊色,甚至还更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然而,主流文学界从来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就像作者一样,长期消隐于光亮之外。”

随后,秦晓宇讲述《纸上还乡》的故事被吴晓波读到。20多年里,这位财经作家前后参观了几百家工厂。他坦承,此前和大多数人一样,只是为工厂先进的流水线和创造的财富自豪,几乎没有关注过那些被统一工作服、口罩、工作帽遮挡得面目模糊的工人。

打工诗人,他们为这些诗歌创作群体取了个略显拗口的名字,并打算做点事情。

用诗歌写幽冥之旅

“以往关于工人题材的影视作品,他们不是主动发声,而是被动表达。”导演吴飞跃告诉第一财经,在这部视角独特的片子里,叙事结构、张力冲突全部来自打工诗人写的诗,以及真实的工作和生活。

为了寻找合适的拍摄对象,导演组阅读了大量的诗歌,拍摄了十多位诗人,最后出现的只有六名,包括14岁就开始打工的服装厂女工邬霞、羽绒服厂的彝族填鸭毛工吉克阿优、挖了30年煤的矿工老井,还有2014年9月在深圳跳楼自杀的“90后”富士康工人许立志。这些诗人,除了老井在安徽一个县城国企煤矿工作,家庭经济条件尚可,其余5位都称得上是典型的农民工,大部分上有老下有小,为了生计在异乡艰难漂泊。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写下这首令人潸然泪下的《炸裂志》时,巷道爆破工陈年喜已在陕西、河南、甘肃、新疆等省份的荒山野岭待了十多年,在喀什的荒山里,他最长曾4个月不见周边人影。为了瘫痪的父亲,患上食道癌的母亲、还有读书的儿子,陈年喜年复一年地为金矿、银矿或者镍矿炸出一条开采的巷道。这是一份赚钱但危险的工作,一不小心会被炸死;侥幸存活的很多人,可能会得上叫尘肺的职业病,在整个肺部都纤维化的过程中痛苦死去。

纪录片里,还有一群矿工下到600米深的地心,这是另外一名诗人老井30年来的工作缩影。为了端上“铁饭碗”,作为临时工的他不顾家人反对,坚持下矿井。他前后经历了5次矿难,均幸运地逃离死神,于是有了震撼人心的《矿难遗址》:“地心太黑,太封闭,兄弟们/⋯⋯把你们所有的怀念、悲愤、渴望/都装入我的体内吧/我愿做一口活的棺材,一座移动的坟墓/殓载上你们所有残存的梦/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地表⋯⋯”吴飞跃说,老井的诗歌完全是一种陌生的体验,借助诗歌,可以让人完成一次幽冥之旅。

他还解释,纪录片中草根主角占了绝大多数,这绝非是为了煽情,而是真实的中国工人阶层。在打工诗人中,确实出现了“逆袭”成为媒体人的谢湘南、当上广东省人大代表的郑小琼,但大部分位于金字塔底部的人依然沉默。

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吴飞跃说,当一个人压力很大,长期又重复于机械动作时,或者脑海里一片空白,或者会有强烈的表达欲望。诗歌短小灵活,最适合这些原本就热爱文学创作的工人群体。

死亡,还是生活着妥协

“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200多年前,德国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这样写到。

在陈年喜陕西商洛家中,秦晓宇和吴飞跃看到,他1997年结婚时置办的心形镜子被妻子擦得锃亮。相框里还压着一首写给新婚妻子的诗:“我水银一样纯洁的爱人/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有人说,诗歌是这个时代最后的秘密,如果有机会走进打工诗人的内心,会发现不善言辞的他们,有日常生活中最震撼人心的部分。”吴飞跃感慨。

32岁的邬霞博客名叫“等待阳光的珍珠”,她的出现把色调略显灰暗的片子点亮,“‘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让你在湖边/或者在草坪上/等待风吹’,写的《吊带裙》没有惨烈和沉重,就像一个天使走来。”吴飞跃说,了解经历后才发现,这屡光亮来得何等不易。邬霞是第一代“留守儿童”,14岁就到深圳打工,长期在制衣厂流水线工作,一站就是10多个小时。

纪录片中最悲怆的情节,则是拍摄过程中“90后”打工诗人许立志的意外死亡。“他的诗有很多神来之笔。”秦晓宇说,在编选《工人诗典》时,还收录了这样一句:“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管它叫做螺丝。”

许立志在深圳富士康工作了3年,是流水线上的一名普工。长期日夜颠倒的高强度工作,让这位年轻人得了偏头痛,“并腰弓”和失眠,此后写的诗越发显得黯淡。“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2014年9月底,写下《我弥留之际》后,24岁的他在一座高楼的17楼窗台远眺了5分钟后跳下。得知消息,摄制组连夜赶到许立志广东揭阳老家。为了纪念这位年轻有才华的诗人,他们以众筹的形式帮他出版了唯一的诗集,夕阳西下,和许立志的哥哥一起把他的骨灰撒向南粤的大海。

“其实他那样的(自杀)想法,很多出来打工的人都有。”当大屏幕上出现了许立志生前的照片,还有他写的《流水线上的兵马俑》时,年轻的吉克阿优侧向第一财经记者,用带着彝族口音的普通话低声说道,随后他停顿了几秒,“只是为了很多人,再怎么也要活着。”

诗歌改变命运,有多难

中国历史上,唐朝科举制度开创“诗赋取士”后,极大地促进了诗歌的创作与繁荣。近代以降,诗歌创作式微。尤其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的人文思潮结束,转为商业社会后,除了极其少数体制内的机会,对绝大多数诗歌创作者来说,以诗谋生变得几乎不可能,诗歌写作也由此凋零。

“这个工作究竟适不适合你?你做个事情(写诗)究竟能不能赚到钱?”纪录片中,当凭着《狂想》系列诗获得第二届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三等奖的诗人乌鸟鸟拿着一叠诗,想在人才市场上找一份企业内刊编辑工作时,这位叉车工却处处碰壁。一位体态微胖、身着白色衬衣的男子口若悬河,一连向他抛出多个质疑。强势逼问之下,乌鸟鸟悻悻离去。

“我们活得多像一群苍蝇。”陈年喜在一首诗里这样嘲弄自己。他是受欧阳江河影响而走上诗歌写作之路的,喜欢索尔仁琴尼,偶尔还翻看对他来说过于深奥的《资本论》。两个要好的工友一个被炸药炸死、一个得了尘肺后,他也不想做巷道爆破工了,幻想在城市开个小店,或者经营一个书报亭,但很多次努力都在某个节点被迫停止,“重新找一份陌生的工作就意味着几个月都没有收入。但我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那么长时间没钱,一家老小开支怎么办?”

于是,就像评委称乌鸟鸟的诗风是充满黑色幽默的“喜剧加闹剧”一样,女儿出生后,他的选择也变得有些令人大跌眼镜。不再执着于内刊编辑,而是改行杀猪。乌鸟鸟告诉吴飞跃,这是一个不错的手艺,能改变家族命运,学会杀猪后让亲戚男孩子也跟着他一起做事情。“他努力安排命运,处处又充满荒诞。”

“打工者身上也有励志故事。我们去观察,并和他们聊过,是否通过努力可以改变命运?”吴飞跃也来自农村,他考上大学,后来做记者,又转行当导演。对于这些打工诗人,他有天然的怜悯,认为某种意义上,自己也算其中的励志一员。深入了解后却发现,他们中很多人固然颇有才华,但命运大多是循环往复,现有的生活或者安排很难打破。

“我沉默的诗篇原是机器的喧哗/机器喧哗,那是金属相撞⋯⋯/梦啊,梦的疾驰改变了一切/一切却如未曾发生一样沉默”。他给记者朗诵起这首很喜欢的《最后》,担心大多数打工诗人的命运如诗歌所写,并不会有所不同。“内在没有找到这样的路径,外在这种推动力量也比较少。只能希望通过纪录片,试图做一点点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