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由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概念——国民生产总值(GNP),所衍生而来的概念。国家统计局对于GDP的词义解释是“国内生产总值,是国际上通行的用于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运行规模的宏观经济指标,其在政治、经济、外交、研究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

GDP——这个看似毫不起眼的三个英文字母的组合,在过去几十年里承载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甚至是整个现代人类社会的命运。它被人们认为应当是不断增长的,而且一旦降低,甚至仅仅是暂停增长,就意味着社会发展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正如《甜甜圈经济学》一书中所指出的,“70多年来,经济学一直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收入作为衡量进步的主要标准。这种思维定式,成了为收入和财富的极端不平等、对生物世界空前破坏开脱的借口。”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对GDP也进行一下回溯和反思,看看它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被人类创造出来的?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正在转向以可持续为主要目标的当下及未来世界里,它是否真的必须拥有和过去一样的重要性?面对这样一个着实难以轻易撼动地位的指标,我们又能否在这个尚且无法抛弃指标衡量机制的大环境中,找到一个更合适当前及未来世界的新指标体系?

鉴于此,本文回溯了GDP诞生背后的故事,并根据第一财经研究院此前编译的《越过GDP,经济韧性应如何融入政策目标?| 可持续+》(点击可查看全文)一文中的分类,对GDP的替代指标与倡议做了进一步整理。

正文

一、GDP的故事[1]

• 诞生

20世纪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1901-1985)受到美国国会委托,设计了一项能够衡量美国国民收入的新指标。这一新指标被命名为“国民生产总值”(GNP, gross national product),由库兹涅茨根据美国全国居民的全球总收入计算所得。

GNP的诞生使美国的年产量和收入得以首次以美元价值计算和比较,并成为了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期间用以跟踪美国经济状况变化、评估新政政策效用的工具。

• 成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GNP的核算数据成了“无价之宝”,“它把美国从高度竞争的工业经济转变成了战时计划经济,同时还维持了足够的国内消费,以推动更高的产量。”随着GNP指标的推广,“产出增长”到20世纪50年代末已在工业国家中成为了压倒一切的政策目标。紧接着,“经济增长”也演变成了能够“治疗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疾病的灵丹妙药”。

1960年,美国时任参议员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在总统大选期间承诺要达到5%的GNP增长率。同年,美国和其他主要工业国家一起成立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经合组织”),以实现“可持续的最高经济增长”为首要任务。

• 警示

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之时,库兹涅茨对它提出了最坦率的批评和警示,“国家的福祉,是很难从国民收入这样一个指标中推断出来的”。同期,他还曾提出,“一定要记住增长的质量和数量的区别,增长的代价和回报的区别,长期增长与短期增长的区别……目的应当始终明确:‘更多’增长的目标,一定要具体地说明到底是要实现什么东西的更多增长,以及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增长。”

作为GNP的创造者,库兹涅茨已经向世人提出了警告,但“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却把它悄悄地藏了起来,用一个指标就能衡量每年的经济进步,这么做的吸引力实在太强烈了”。

• 鼎盛

20世纪末,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聚光灯逐渐从GNP转向了如今更为人们所熟悉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身上——从衡量和比较国民收入,转向衡量和比较一国或地区境内产生的所有收入。

焦点虽有所改变,但世界对于“产出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执念已无法被撼动,众多的利益相关方(政府、企业和金融市场等)甚至开始越发把需求和期待都放到了GDP的持续增长上(大多数相关方至今依然如此)。

• 反思

虽然得到的关注日益增加,但GDP并不是一个本就自然存在的事物或现象,而是一个由人类基于统计数字和特定计算公式、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人为创造出的概念。

它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而这或许并不是因为它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自身的自主发展有多么深远和积极的意义,而是因为它让人们可以进行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实力比较——它更像是学生的考试成绩,虽然的确有着衡量自身成长水平的作用,但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被用于比较。同样地,GDP的比较与依据学生成绩的排名机制也有着类似的作用和影响。

在当前注重全面素质教育的环境里,按照成绩为学生排名的机制正在逐步被淘汰。那么,同样地,在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正在转向以可持续为主要目标的当下及未来,GDP不需要、甚至不应该再占据着和过去一样的重要位置。

英国经济学家、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凯特·拉沃斯(Kate Raworth)的著作《甜甜圈经济学》中提到,“70多年来,经济学一直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收入作为衡量进步的主要标准。这种思维定式,成了为收入和财富的极端不平等、对生物世界空前破坏开脱的借口。”因此,在当前及未来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将对无限增长的追求,转化为对“平衡的繁荣”的向往。

虽然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着实难以轻易撼动其地位的指标,但也已有许多创新者进行了寻找替代品的尝试。在ZOE未来经济研究所(ZOE Institute for Future-fit Economies)去年发布的一篇以构建经济韧性为主题的政策简报中,对类似的替代尝试进行了分类。本文参考该份简报中的分类,对GDP的替代指标和倡议进行了进一步整理。

图1:替代GDP的部分尝试

图源:第一财经研究院整理

二、以福祉和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替代指标

• 人类发展指数(HDI,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自1990年开始,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编制发布

——替代指标的先驱之一

图2:人类发展指数(HDI)趋势图(以全球综合表现为例)

图源:人类发展指数(HDI)官网

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编制指标包含了“健康(出生时预期寿命)”“教育(预期受教育年限&平均受教育年限)”“经济(人均国民收入)”三大维度,将这三个维度的几何平均数在互不影响的前提下进行聚合。

从理论上确立的“互不影响的前提”,原则上可以确保一个维度的低分无法被另一个维度的高分所完全补偿,例如教育方面的糟糕表现在理论上不能用经济方面的优异表现来作为补偿。

• 美好生活指数(BLI, Better Life Index)

——自2004年开始,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编制发布

图3:美好生活指数(BLI)的编制指标

图源:第一财经研究院整理

美好生活指数(BLI)的编制指标包含了住房、收入、就业、社群、教育、环境、公民参与、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以及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等11项指标,且下设细分指标。经合组织认为这些指标均与“衡量物质生活水平和整体生活质量”相关。

与一般指标所不同的是,美好生活指数(BLI)是一个具有互动性和定制性的可视化的仪表板,让使用者可以自行为每一项与福祉相关的因素指标进行权重赋值,以此鼓励人们参与到“经济中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这一议题的公共辩论之中。

图4:美好生活指数(BLI)的可视化仪表板

(左图为指标明细及赋值面板,右图为以英国威尔士为案例的结果呈现样例)

图源:美好生活指数(BLI)官网

• 幸福星球指数(HPI, Happy Planet Index)

——自2006年起,由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编制发布

图5:幸福星球指数(HPI)趋势图

图源:幸福星球指数(HPI)官网

图6:2019年幸福星球指数(HPI)全球排名前五的国家/地区

图源:幸福星球指数(HPI)官网

幸福星球指数(HPI)的编制包含了“自我评判的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生态足迹”这三项指标,通过聚合得出结果,旨在衡量“一国或地区为其人民和社会提供福祉的生态效率[2]”。

与人类发展指数(HDI)不同,幸福星球指数(HPI)的评估体系中并未纳入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表现,因此它被认为是一个能够更广泛地衡量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尽管如此,由于“自我评判的生活满意度”这一指标所自带的较强的主观性,幸福星球指数或许无法为政策制定提供足够切实的参考。

图7:幸福星球指数(HPI)的编制方法论

图源:“Happy Planet Index 2021: Methodology Paper”

• 《全球幸福指数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

——自2012年开始,由“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Sustainable Developnment Solutions Network)基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Gallup World Poll)的数据编制发布

图8:“生命评估指数”(Life Evaluation Index)的分数段划分

图源: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官网

《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的国家和地区排名基于“生命评估指数”(Life evaluation Index),该指数则是基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的调查数据所得出。这项民意调查使用“The Cantril ladder”为调查工具,邀请受访者回答以下两个打分题:如果0分代表着你最不期望处于的生活状态,10分代表着你最期望获得的生活状态。(1)你会为你自己当前的生活状况打几分?(2)针对同样的问题,你预期五年之后你会如何打分?盖洛普将分数段分为三种状态:痛苦(suffering)、挣扎(struggleing)、蒸蒸日上(thriving)。

三、以货币指数为形式的替代指标[3]

真实储蓄(GS, Genuine Savings)指标,也被称为“调整后的净储蓄”(ANS, Adjusted Net Savings),是世界银行用以衡量可持续性的标准。真实储蓄(GS)指标调整的是储蓄,而不是GDP,但除此之外遵循了与GDP类似的方法论。简言之,该指标通过计入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净投资来修正国民储蓄总额(gross national saving),并扣除了环境污染成本、自然资源损耗和资本折旧,且纳入了教育支出。据此可以看出货币指数的优势,即它们能够得出一个类似于GDP的便于理解和解释的简单数值。

除了该指标外,目前也有一些旨在“改善”或“绿色化”GDP的替代指标(如“绿色GDP”)。

然而,通过同时测量经济、人力和自然资本,真实储蓄(GS)指标允许用一个维度的收益去完全抵消另一个维度的损失。这也是类似以货币指数为形式的替代指标所具有的一个根本上的局限性——弱可持续性。

除此之外,同类型的货币指数只部分解决了聚合方面的问题,因为它为所有的组成部分都赋以市场价值,而例如社会凝聚力和环境保护之类的非货币因素并不能产生或对应直观的货币价值。与此同时,其评估程序也未获得方法论层面的共识,而作为旨在改善GDP的替代指标,其货币指数的属性无法衡量经济韧性概念所包括的福利、可持续等非货币维度的价值,所以没能打破所谓经济体系固有的常规危机链条,比如气候危机、疫情等。因此,人们可能会进一步质疑,货币价值与社会和生态的关联究竟应该达到或止步于何种程度。

四、学术研究、理论与各类倡议

• 经济福利量度(MEW, Measure of Economic Welfare)

——1972年由耶鲁大学经济学家William Nordhaus和James Tobin提出

&

• 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 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1989年由Herman Daly和John B. Cobb提出

——基于MEW所改进

“经济福利量度”(MEW)可以被视为构建复杂的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先驱。它以国民产出(national output)为基础进行修正,纳入了经济体对于“休闲时间”(leisure time)和“无偿工作”(unpaid work)这两者的价值评估,以此提升GDP中福祉价值的权重。除此之外,“经济福利量度”(MEW)还考虑到了对工业生产和消费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的价值评估,以此体现出它们对于GDP中的福祉价值所造成的减损。

图9:“经济福利量度”(MEW)和“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的计算方法

图源:economicsonline[4]

“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则对GDP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调整,更广泛地纳入了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有害影响的因素,并剔除了国防公共支出的价值。

• 真实发展指标(GPI,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1995年由国际发展重新定义组织(Redefining Progress)的Clifford Cobb等人提出

真实发展指标(GPI)被认为是密切关注经济福祉可持续性的一个指标。它包含了三类(社会、经济、环境)共计26个指标,通过计算得出一个以固定美元(constant dollars)为量度的真实发展指标(GPI)值,以此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类经济活动在某一时间段内的净效益(net benefits)情况。

图10:真实发展指标(GPI)的计算公式

图源:第一财经研究院整理

它不仅包含了与福祉相关的货币化非市场活动(如无偿的家务劳动),还剔除了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及其他不能提高福祉的活动。此外,该指标还纳入了志愿工作、犯罪、离婚、休闲时间减损、失业和对臭氧层的损害等指标类别。

• “衡量社会进步”(Measuring the Progress of Societies)倡议项目

——2010年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

经合组织在其框架中承认,“如何定义进步(progress)”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它们致力于为进步找到一个合理的定义,以反映社会的共同价值观。

图11:“进步”的多重维度

图源:Hall, J. et al. ,第一财经研究院整理

• “衡量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委员会(CMEPSP,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2008年由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Nicholas Sarkozy)提议,由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让-保罗·菲图西(Jean-Paul Fitoussi)领导的特别委员会

“衡量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委员会由法国政府资助创立,并于2009年发布了在评估进步时将福祉与可持续性置于核心的研究报告[5]。报告中所指出的令人尤为担忧的现象是,我们一直将衡量市场表现的狭隘标准与衡量社会和人类福祉所需的覆盖面更为广泛的标准混为一谈。我们所选的衡量对象与衡量方法决定着我们的行为。因此,错误的选择就会导致决策的扭曲——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增加社会福祉,而不是提升GDP。

• “越过GDP”(Beyond GDP)倡议

——2007年由欧盟(EU)提出

“如何定义进步”——这是“衡量社会进步”倡议项目与“衡量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委员会所共同指出的一个亟待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而这两项倡议也使得“越过GDP”(Beyond GDP)倡议在初次提出之后,逐步在各国和地区的政治议程中获得了更大的探索空间(尤其是在欧盟和经合组织国家)。

“越过GDP”(Beyond GDP)倡议的主要目标是制定能够替代GDP的指标,以从多种角度衡量国家和地区的进步情况:“气候变化、贫困、资源枯竭、健康与生活质量——为了应对21世纪的这些全球性挑战,我们必须找到恰当的衡量指标”。

欧盟已经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档和指标,其中包括于2022年发布的“过渡期绩效指数”(TPI, Transitions Performance Index)。该指数的核心原则是,对于进步而言,经济、社会、环境和治理等多个领域的转型是不可或缺的。该指数就多个指标对被评估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计分与排名,同时展示被评估者的绝对表现和相对表现情况。

与此同时,为了将“越过GDP”(Beyond GDP)议程中涌现的众多指标相整合,并使其主流化,乔纳斯·巴斯(Jonathan Barth)等人在2021年发布了《走向2030年的行动指南》(A Compass towards 2030)[6]。该指南的灵感来源于“甜甜圈经济学”(Doughnut Economics)的框架,搜罗了欧盟不同时期政策中所使用的指标、目标和优先事项,以帮助我们跟踪欧盟在环境可持续性和福祉等关键方面的进展与表现,并且以一种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诠释现有的跨部门指标,为到2030年应实现的目标绘制了一幅行动指南的全景图。

图12:依据“甜甜圈经济学”框架对现有的多维度衡量倡议体系的整理与比较(涵盖总计450个指标)

注:黄色圆点代表未涉及对应事项中的任何分项;蓝色圆点代表至多涉及了对应事项中的两个分项;绿色圆点代表至少涉及了对应事项中的两个分项。

图源:Barth, J., Lavorel, C., Miller, C., & Hafele, J. (2021)[7]

• “新经济的仪表盘”(Dashboard for a New Economy)倡议

——2020年由世界经济论坛(WEF)提出

其中发生于近期的一项由主流机构发起的倡议,即为世界经济论坛(WEF, World Economic Forum)于2021年发布的《新经济的仪表盘——为后新冠疫情时代的复苏打造一个新的测量方式》,号召人们用繁荣、地球、人民和制度的作用这四个方面来订制新的经济测量方式。

图13:世界经济论坛提出的“新的经济测量方式”

图源:《新经济的仪表盘——为后新冠疫情时代的复苏打造一个新的测量方式》,世界经济论坛[8]

五、国家和地区的实践

• 不丹:国民幸福总值(GNH)

1972年,不丹第四代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宣布,不丹在发展的道路上将以追求“幸福”(happiness)为目标,而非追求GDP增长。自那时起,不丹持续用实际行动将这一发展哲学转变为了国民幸福总值(GNH,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衡量标准中的四大支柱——良好的治理、可持续及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保护与推广、环境保护。

以此为基准,国民幸福总值(GNH)在生活水平、教育、健康、环境、社区活力、时间分配、心理健康、良好的治理、文化韧性与推广这9大领域内,共设置了38个细分领域、72项指标和151个变量。

图14: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所包含的维度

图源:不丹GNH中心(GNH Centre Bhutan)官网

• 埃塞俄比亚:多维度指数倡议

据埃塞俄比亚媒体报道,埃塞俄比亚经济协会(EEA, Ethiopian Economics Association)于2023年3月提出了一项用新的指标体系来衡量经济的倡议[9]。虽然埃塞俄比亚政府未明确是否会采纳EEA的这两项标准,但EEA的该倡议仍计划在今后三年内以健康、经济、民主化等综合分类为基础,制定两项新的经济衡量标准。标准一是“埃塞俄比亚多维度指数”(EDI, Ethiopian multidimensional index),它将呈现的是埃塞俄比亚整体及各地区分别的福祉情况。标准二是“多维度发展指数”(MDI,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Index),它将包括130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

• 厄瓜多尔 & 玻利维亚:承认“地球母亲”(自然)的权利

2008年,厄瓜多尔成为了全球各国和地区中,率先提出了“Pachamama”倡议,将“地球母亲”(即自然)的权利列入了国家法律的保障范围。其法规“la Ley de Derechos de la Madre Tierra”中写道,“地球母亲”(自然)拥有存在的权利、维持生命周期不受人为干预的权利、获得清洁水和空气的权利、实现并保持均衡的权利、不受亵渎的权利、在没有细胞或基因改造的情况下蓬勃发展的权利,以及不受大型企业、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开发项目的影响的权利[10]。

2010年4月,在玻利维亚中部城市科恰班巴(Cochabamba),玻利维亚时任总统莫拉莱斯(Juan Evo Morales Ayma)——也是玻利维亚首位印第安原住民总统——组织了“关于气候变化和地球母亲之权利的世界人民会议”(World Peoples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ghts of Mother Earth),其目标包括:分析导致气候变化的结构性和系统性原因,并提出能够确保全人类福祉及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措施;讨论并确定《关于地球母亲之权利的世界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Mother Earth Rights);就《京都议定书》的新承诺提案,并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缔约方会议决定的项目达成一致,以解决气候债务、气候变化移民(气候难民)、减排、气候适应、技术转让、资金、森林、共同愿景和原住民等问题;筹备组织“关于气候变化的世界人民公决”(World People's Referendum on Climate Change)机制,推动建立气候司法法庭,并确定各项倡议和行动的动员战略,以保护自然体系中的生命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并捍卫地球母亲的权利。一年后,莫拉莱斯总统通过了一项基于“自然系统中所有的居民都是平等的”这一印第安原住民信仰的法规,《“地球母亲”(自然)法》(Law of Mother Earth)[11]。

• 中国:绿色GDP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一些专家学者也曾从更好地把握经济运行情况的角度出发,提出过一些GDP替代方案建议,例如“人均GDP代替GDP作为宏观调控目标”[12],“不再设定GDP增速目标,改由央行/发改委的预测值替代”[13],“将宏观调控目标从GDP改为就业,应成为构建现代化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14],“以GFP(终端产品,Gross Final Products, GFP)为视角进行研究可以对中国经济运行有更好把握”[15],等等。

从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中国也围绕着“绿色GDP”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和试点工作。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联合开展绿色GDP核算的研究工作,于2005年落实了10个省、直辖市的试点工作,并在2006年9月发布了我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损失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2015年,环境保护部召开宣布重新启动绿色GDP研究工作,内容包括环境成本核算、环境容量核算、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和经济绿色转型政策研究,以期结合核算结果,就促进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建立符合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模式,提出中长期政策建议[16]。

六、结语:何不转换视角,以自然为衡量指标和指导?

除了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所倡导和尝试实践的承认“地球母亲”(自然)的权利之外,其余各种指标体系与倡议,都会涉及这一项工作:将原本无法量化为数字的资源进行量化与核算,从而得到一个个可以被放在某个公式里去计算的数字。于是,自然被转化为“自然资本”或“生态系统服务”、人类的劳动被转化为“人力成本”,而人类福祉被简化为了一个个可衡量、可比较的数字,并且依然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与GDP绑定。

然而,正如本文引言中提到的,我们身处一个尚且无法抛弃指标衡量机制的大环境中,为了实现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寻找一个更适合当前及未来世界的新指标衡量机制,的确已是符合现实情况的最佳选择之一。

与此同时,我们是否也可以对《甜甜圈经济学》一书中仿生领域顶尖思想家、实践者贾尼娜·贝尼斯(Janine Benyus)所给出的建议进行思考与探索——“以自然为衡量指标,它将设定可用来判断人类创新可持续性的生态标准:这些创新符合标准吗?是否适合融入自然的循环?”,将我们的身份回归到大自然的栖息者,“以自然为指导,我们不要问自己能提取些什么,而要问我们能从它38亿年的实验里学到些什么”。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会否得到全新的解决方案呢?

注释:

[1] 若无额外标注,本节引用内容均引自《甜甜圈经济学》(Doughnut Economics: Seven Ways to Think Like a 21st-Century Economist),凯特·拉沃斯(Kate Raworth)著。

[2] Marks, N., Abdallah, S., Simms, A., & Thompson, S. (2006). The (un)Happy Planet Index: An index of human well-being and ecological impact. London: NEF.

[3] 第一财经研究院此前编译的《越过GDP,经济韧性应如何融入政策目标?│可持续+》一文中对此类指标及其各自的优劣势有较完善的介绍,本文此处在对原文略作修改后进行了直接引用。

[4]“MEW”,EconomicsOnline, https://www.economicsonline.co.uk/global_economics/measure_of_economic_welfare_mew.html/

[5] Stiglitz, Joseph & Sen, Amartya & Fitoussi, Jean. (2009).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Revisited: Reflections and Overview. OFCE working documents.

[6][7] Barth, J., Lavorel, C., Miller, C., & Hafele, J. (2021). A compass towards 2030: navigating the EU’s economy beyond GDP by applying the Doughnut Economics framework. ZOE Institute for Future-fit Economies: Bonn.

[8] “GDP不再是衡量增长的准确指标——那有什么测量方式可以取代它呢?”,Andrea Willige,世界经济论坛,https://mp.weixin.qq.com/s/pVaHf2pVRV9LzdKuzb20yw

[9] “Economics association plans to replace GDP with new measurement”, Elias Tegegn, The Reporter Ethiopia, https://www.thereporterethiopia.com/32217/

[10] “The Rights of Mother Earth - Ecuador and Bolivia Enshrine Her Rights”, Walter Wang , CleanTechies, https://cleantechies.com/rights-mother-earth-ecuador-bolivia-enshrine-rights/

[11] “World Peoples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ghts of Mother Earth”, IISD, https://sdg.iisd.org/events/world-peoples-conference-on-climate-change-and-the-rights-of-mother-earth/

[12] “李晓超 | 以人均GDP代替GDP作为宏观调控目标能够更加准确反映人类进步”,李晓超,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https://mp.weixin.qq.com/s/ppxAhCCzcNuClp5n0NJOSg

[13] “大咖七日谈︱张军:建议政府不再设定GDP增速目标,改由央行/发改委的预测值替代”,张军,第一财经,https://mp.weixin.qq.com/s/tzCp6hc6DuYzEt_FE-JW8w

[14] “2018年经济增长目标如何定? 马骏建议取消GDP增长目标 以失业率代替”,彭骎骎,金融我闻,https://mp.weixin.qq.com/s/QvU5ukbBabM8q2GdH-yGrw

[15] “刘世锦:用GFP取代GDP把握经济增长及其趋向”,刘世锦,长平经济研究所,https://mp.weixin.qq.com/s/lhaRnL8EytMF5uDLFlhtZQ

[16]“环境保护部重启绿色GDP研究”,环境保护部,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s://www.gov.cn/xinwen/2015-03/31/content_2840533.htm

(本文题图来源: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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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邵玉蓉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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